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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以行政组织为例，与职权相关的规范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规范被称为组织规范，即将行政事务分配给不同行政机关的法律规范。

（二）纵向法律保留的一般规范依据横向法律保留的一般规范基础是法治国原则和民主原则，但这两个原则无法作为纵向法律保留存在的理据。二、纵向法律保留与分权模式的差异可能会有学者认为，法律保留仅在横向维度存在，纵向维度的法律保留应被吸纳于立法权的央地分配制度之中，不具有独立意义。

关于上述50项法律规定中的法律是否均应作狭义理解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因为，在根本上，地方立法机关掌握的权力仍然属于中央。与此相关，在联邦制国家，央地权力争议需要通过中立第三方机构，比如法院来裁决。五、纵向法律保留下的立法权配置综合纵向法律保留的范围和程度两个方面的考虑，前述三大领域中的个别保留规范的适用可进一步精确化。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关于国家重要制度的规范则部分涉及政治统一维度（如基本经济制度），部分涉及市场统一维度（如金融制度）。六、结语法律保留原则的深层含义在传统理论中未被完全揭示。但在纵向保留中，被防范的主体主要是地方立法机关，其运作模式和中央立法机关一样，都是民主的、审议式的。

但在总统制和半总统半议会制下，行政权并不完全附属于立法权，并非完全唯代议机关的法律是瞻[11]。上述原则在我国分别对应于规定依法治国原则的《宪法》第5条和规定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第2条。该国宪法规定了包括罪刑法定、租税法定在内的诸多法律保留事项。如《江苏省开发区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开发区管理机构作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权限，提供投资服务。

[36]参见陈明辉：《中国宪法的集体主义品格》，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第39页。[43]组织规范事实上并未直接影响外部相对人，这类规范可比照组织内部机构的设置规范，由行政机关自行规定。

日本学界在解释为何纵向法律保留可被突破时，通常认为，地方的条例也是经过民主机关审议决定的，具有民主性，实质上是准法律，因此对其控制应较内阁政令宽松。See A.E.S.,Dillons Rule:The Case for Reform,Virginia Law Review,Vol.68:693,p.693 (1982).[14]需要说明的是，当前宪法理论对单一制的定义日趋模糊。可见，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是中央统一领导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所要实现的目的。新春走基层 | 昭通“生命筑桥人”：春节期间坚守采血岗位

微观层面的规范被称为根据规范，即在组织规范规定的所辖事务范围内，立法机关事前承认行政机关的具体活动并规定其实体要件和效果的法律规范。[36]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对权利来源的认识根本上否认了基本权利的天赋性，肯定国家对基本权利性质的决定性作用。以上例子说明，虽然基本权利的公法保护需要可以作为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组织法定在横向权力配置中的理论基础，但它无法圆满解释这些原则为何在纵向的权力配置中仍然要发挥作用。然而，即便我们从上述原则中可以导出横向法律保留的必要性，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能够同时运用这些原则解释纵向法律保留的必要性？事实上，通过简单观察即可发现，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存在明显不同。

[31]参见[日]芦部信喜：《宪法》（第3版），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并且，保护私有财产意味着对他人利益或公共利益进行限制，故此方面事项由法律保留规定并无不当。

中央统一领导在我国首要是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故法律不应将宪法创设的基本权利的剥夺措施概括转授权给其他主体。

另外，本文所称单一制政治体并不一定表现为单一制国家，也可以是国家内部的某个部分，如联邦制内部的各州。若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利系法规范所创制，则限制权利措施的设定权应当由创设该权利的规范的同位规范保留，否则在上下位法之间会产生逻辑上的冲突。正是由于一般规范的不一致，个别规范在横向和纵向法律保留中存在适用上的差异，纵向和横向保留中未列举情形的范围亦有区别。不过，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罪刑法定的讨论重点强调的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无权制定与犯罪和刑罚有关的规则，极少涉及地方立法的制定权，[4]通常只是顺带指出地方性法规与行政法规一样，不应规定刑事责任。其次，法制统一中的市场统一维度在各个国家均体现出相似性。2000年《立法法》刚制定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行政法室副主任的张世诚就在一篇解读文章中谈到：维护法制的统一，关系到与国家的意志、党的方针保持一致的政治原则。

 俞祺，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这就是我国中央立法保留规范背后的实质理由，与其他国家的规范理由既存在重合，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既然地方立法机关也能够代表民意并制定具有一般性、可预见性、可度量性的规范，那么地方立法为什么和行政机关制定的规则一样不能限制基本权利？沿着这个思路推理，我们会发现罪刑法定、税收法定、组织法定、物权法定在纵向维度上值得被深刻反思。地方立法在未得到宪法直接授权时，不能单以制定过程的民主性为由规定涉及基本权利的条款，甚至法律也不能在没有宪法允许的情况下直接授权地方立法来规定。

如《宪法》第9条第1款和第2款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基于实践的复杂性，具体的授权应当被允许，这也是功能适当原则的体现。

[30]就规范文义而言，《日本国宪法》上的这些法律保留条款同时针对内阁政令和地方自治团体条例，但实际上，日本《地方自治法》的规定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宪法上法律保留条款在纵向维度的适用效果。如，我国《刑法》将部分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权授予XX管理法规[40]，此为针对个罪构成要件的具体授权。又如，《越南刑法》第2条要求犯罪构成必须由刑法本身规定，《越南宪法》第84条将决定、修改和取消各种税收列为国会职权，这些制度安排亦与我国相似。而在法律保留的个别规范集中出现的三大内容板块中，关于国家机构组织和基本权利的规范涉及政治统一维度。

[38]当然，并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法律保留的模式进行央地立法权分配。第5条第4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国家各级机构的设置可以在宪法中直接规定，或者由最高权力机构通过法律来规定，以确保设置的统一或协调。该论述中涉及的与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和市场经济统一亦与前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政令统一、市场统一相吻合。

《宪法》第3条第4款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我国近些年所出现的乱罚款、乱摊派现象也揭示出赋予地方独立财税权力的风险。

而一般规范作为个别规范的基础，在横向和纵向之间并不一致。可见，地方不具有独立的财政自给能力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保障政治统一的必要条件。四、纵向法律保留的不同程度在采用纵向法律保留模式的单一制国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以同一标准贯彻法律保留的要求。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整体上最有利于经济效率，因此，市场经济天然地呼唤统一。

原因在于，地方立法若被概括授权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事项，则会事实上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生产资料无法真正为全民所有。综上，社会主义的国家基于其特殊的制度特点，需要将诸多权力集中于中央，而不能轻易将它们概括性授予地方。

不过，有关职权的规范内部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分类。但目前关于法律保留的研究重点落在横向保留之上，国内外学术界对纵向维度的保留关注极少。

如《宪法》第105条第1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16]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8页。